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本文综述了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在结论中简要列举了关于金融发展决定因素的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
第2 节描述并评价了金融部门运行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的理论研究。理论模型表明，金融工具、市场和机构的出现是为了缓解信息和交易成本的影响。在缓解市场摩擦的过程中，金融安排改变了经济主体面临的激励和约束。因此，金融系统可能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进而影响长期增长率。并且在所有这些模型中，金融部门提供实际服务：缓解信息和交易成本。
第3节有三项初步观察值得关注：整体而言，现有研究表明（1）银行和市场运行更有效的国家增长更快，但一国是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对增长的影响不大；（2）联立性偏差似乎并非这些结论的驱动因素；（3）运行更有效的金融系统缓解了阻碍企业和产业扩张的外部融资约束，这表明这是金融发展影响增长的机制之一。
结论部分（第 4 节）旨在（1）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2）提及快速增长的金融发展决定因素文献。特别是，该文献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若金融对增长重要，为何有些国家拥有促进增长的金融系统，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
总结得到以下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定义与核心功能理论
1. 金融发展的本质
信息获取成本、合同执行成本和交易成本，催生了特定类型金融合约、市场和中介的出现。信息、执行和交易成本的不同类型及组合，加之不同的法律、监管和税收制度，促使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金融合约、市场和中介。
金融发展指金融工具、市场和中介通过降低信息、契约和交易成本，提升五大核心功能的效率，包括：
（1）事前信息生产与资本配置
（2）投资监控与公司治理
（3）风险交易、分散与管理
（4）储蓄动员与汇集
（5）商品与服务交易便利化
金融发展通过改善上述功能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在整合金融与增长理论的联系方面，首先，大量增长核算文献表明，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并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Jorgenson，1995，2005）。其次，经济增长与改善资源配置和降低风险的金融安排的出现之间存在两种普遍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更高的回报因众所周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储蓄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同样，更低的风险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确定（Levhari 和 Srinivasan，1969）。因此，改善资源配置和降低风险的金融安排可能降低储蓄率。
2. 金融的五大核心功能
（1）信息生产与资本配置
金融中介（如银行）通过集中信息收集降低个体投资者成本，促进资本流向高回报项目（ Greenwood & Jovanovic, 1990 模型）。金融中介机构还可以通过识别最有可能成功启动新产品和生产流程的企业家来提高技术创新率 [King and Levine（1993b），Galetovic（1996），Blackburn and Hung（1998），Morales（2003），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3）]。股票市场也可能刺激关于企业的信息生成。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和流动性增强，市场参与者可能有更大的动力投入资源研究企业，因为在大型流动性市场中通过交易从这些信息中获利更容易 [Grossman and Stiglitz（1980）]，且流动性更强 [Kyle（1984）and Holmstrom and Tirole（1993）]。
（2）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围绕股东结构、金融安排及中介机制展开多维探讨。
在股东结构层面，分散股东虽通过投票权与董事会选举机制参与治理，却面临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及法律保护不足等系统性障碍（Berle & Means, 1932）；而集中所有权虽强化监督激励（Grossman & Hart, 1980），却可能催生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侵占，甚至通过政治寻租扭曲经济资源配置（Morck et al., 2005）。为缓解治理失灵，理论界提出三类互补性金融机制：其一，股票市场通过股价信号与管理者薪酬绑定（Jensen & Murphy, 1990）及并购威胁（Scharfstein, 1988）实现激励相容，但其有效性受制于市场效率与短期主义争议；其二，债务合同通过限制自由现金流（Aghion et al., 1999）与优化监督成本（Townsend, 1979）约束管理者行为，促进技术革新；其三，金融中介通过委托监督机制（Diamond, 1984）降低信息成本，其长期关系型融资模式被证明能提升资本配置效率（Bencivenga & Smith, 1993），尤其在创新活动监督中具有显著优势（De la Fuente & Marin, 1996）。跨国视角下，金融中介质量的异质性引致资本逆向流动（Boyd & Smith, 1992），凸显治理机制对全球资本配置的关键作用。该理论框架揭示，公司治理效能通过股东结构动态均衡、金融工具创新及中介功能演化三条路径，深刻塑造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家经济增长轨迹。
（3）风险管理
金融体系通过横截面风险分散、跨期风险平滑与流动性增强三重机制优化风险配置，驱动经济增长。横截面维度下，金融工具分散项目特异性风险（Acemoglu & Zilibotti, 1997），促使风险厌恶型资本流向高收益创新领域（King & Levine, 1993b）；跨期维度中，金融中介以代际契约设计缓解系统性冲击（Allen & Gale, 1997），构建长期风险缓冲池。流动性机制方面，二级市场通过证券化解耦储蓄流动性与资本长期锁定（Hicks, 1969），银行与股市形成互补：前者以存款保险实现完全风险对冲（Diamond & Dybvig, 1983），后者降低交易成本推动长周期技术投资（Bencivenga et al., 1995）。此外，金融中介通过状态依存信贷（Holmstrom & Tirole, 1998）与抗波动融资能力（Aghion et al., 2004）削弱经济周期对创新的抑制，而人力资本融资支持（De Gregorio, 1996）则强化技能积累的正外部性。上述机制协同降低风险溢价、延长资本久期并激励研发投入，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金融加速器。
（4）储蓄动员
金融中介通过规模经济和声誉机制汇集小额储蓄，支持大型项目（Bagehot, 1873），并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提升效率（Acemoglu & Zilibotti, 1997）。
（5）交易便利化
货币和金融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和技术创新（Smith, 1776; Greenwood & Smith, 1996）。
二、金融体系比较理论：银行主导vs市场的主导
如前所述，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改善以下方面：（i）企业信息获取；（ii）债权人实施公司控制的强度；（iii）风险降低安排的提供；（iv）资本聚集；（v）交易便利化。这些是支持发达银行体系的论据，但并非支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直接理由。
1）银行主导型理论依据
信息获取层面：银行可以通过将所获信息私有化，并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来缓解这一问题 [Gerschenkron (1962); Boot, Greenbaum and Thakor (1993)]。银行可在不立即在公开市场披露决策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这激励它们研究企业、管理层和市场状况，对资源配置和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此外，Rajan 和 Zingales（1999）强调，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强大银行，可能比分散的市场更有效地向企业施压以偿还债务。
公司治理层面：既有研究揭示了市场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多重失灵及其流动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潜在扭曲。市场监督的局限性首先体现于收购机制失效：信息不对称导致外部收购者面临逆向选择困境（Stiglitz, 1985），搭便车行为抬升竞价成本（Grossman & Hart, 1980），而管理层通过毒丸计划等反收购策略进一步弱化市场约束（DeAngelo & Rice, 1983）。同时，董事会治理功能因与管理层形成利益共生关系而趋于虚化（Jensen, 1993；Allen & Gale, 2000），致使股东权利旁落。Chakraborty和Ray（2004）的内生增长模型表明，银行主导体系通过抑制控制权私人收益可部分修复此类治理缺陷。
（搭便车行为：在股权分散的公司中，小股东因持股比例低且监督成本高，倾向于依赖他人承担监督管理层的责任，自身则“免费享用”他人监督带来的治理收益，导致集体行动困境。）
（毒丸计划：公司为防止恶意收购而设计的反制措施，通过设置股权、债务或条款，大幅提高收购成本或稀释收购方股权，迫使潜在收购者放弃行动。）
流动性方面：相较之下，银行体系通过跨期风险平滑与关系型融资，能够缓解短期投机压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Allen & Gale, 2000），凸显金融结构选择中流动性收益与治理成本的权衡。
2）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理论依据植根于对银行主导模式内在缺陷的系统性批判。首先，**银行权力集中可能引发租金抽取（Hellwig, 1991），抑制企业创新动力（Rajan, 1992），且银企紧密关系与证券市场发展存在内生性冲突（Boot & Thakor, 2000）。**其次，银行的债务属性驱动其风险规避偏好（Morck & Nakamura, 1999），导致绑定企业陷入低增长路径（Weinstein & Yafeh, 1998），而标准化信息处理模式使其难以适配创新活动的高不确定性（Allen & Gale, 2000）。再者，银行自身治理存在双重困境：存款保险弱化储户监督激励（Furfine, 2001），所有权集中易滋生关联交易（La Porta et al., 2003），相较之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与破产清算更能有效约束企业（Rajan & Zingales, 2003）。最后，市场体系凭借多样化风险工具（如衍生品）与灵活的风险定制能力，在复杂经济环境中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尤其在高风险创新领域通过分散化融资打破银行预算软约束（Dewatripont & Maskin, 1995）。
3）折衷观点：金融功能观与法律基础
功能观：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功能有效性，而非结构差异（Merton & Bodie, 1995）。银行与市场可互补，如股市提升流动性，银行提供关系型融资（Boyd & Smith, 1998）。
法律与制度：法律体系决定金融发展水平（La Porta et al., 1998），普通法更利于市场主导体系，大陆法倾向银行主导（Levine, 1999）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金融普惠效应：Banerjee 和 Newman（1993）、Galor 和 Zeira（1993）指出，信息不对称导致穷人面临更严重的信贷约束，难以获取资本投资。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使更多 “财富匮乏” 的创业者获得外部融资，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缓解贫困。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认为，高效金融体系能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打破既得利益者对资本的垄断 [Rajan and Zingales (2003)]。
利益固化效应：在金融发展初期，金融服务可能仅惠及富人和政治关联群体 [Lamoreaux (1994); Haber (2004)]。例如，墨西哥的关联贷款表明，金融深化可能加剧资本向特权阶层集中，扩大贫富差距。
非线性关系：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提出 “倒 U 型曲线” 理论：金融发展初期，只有富人能利用金融市场，加剧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更多人参与金融体系，最终实现普惠，不平等下降。
Gölgeci I, Kuivalainen O.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for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he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marketing-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lignment[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0, 84: 63-74.
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被视为企业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实际和潜在资源总和，包括结构、认知和关系三个维度。它能够为企业提供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渠道，在营销和供应链管理文献中被认为是组织间关系的关键要素。
社会资本在面对逆境时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资源，但其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如信息处理受限、结构调整延迟等。因此，企业需要具备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积极力量的能力。
2.供应链韧性理论：
供应链韧性是供应链准备、应对和从意外事件中恢复的能力，包括延迟中断、减少影响、在可接受的退化参数内抵御中断以及在可接受的时间和成本风险内恢复等功能。
供应链韧性不仅是被动应对中断的能力，还能使供应链成员在困难中获得竞争优势。它与风险管理紧密相关，但其效用超越了传统风险管理的范畴，对企业的营销活动和服务质量也有重要影响。
3.营销-供应链管理界面理论：
营销和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跨越组织边界的两个基本职能，其交界面是企业进行边界跨越活动的核心。这两个职能在管理组织间关系和协调供应链中的价值创造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营销和供应链管理职能的对齐对于企业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和实现供应链韧性至关重要。职能对齐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提高企业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效率。
4.吸收能力理论：
吸收能力是企业获取、同化、转化和利用外部信息以产生动态组织能力的过程，是一种跨越边界的能力。它有助于企业有效沟通，促进多方之间的对话，应对知识异质性，生成企业级资产，增强供应链中的信任和熟悉度。
在动荡环境中，吸收能力对于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企业缩小知识差距，有效应对供应链风险和不确定性。
Negri M, Cagno E, Colicchia C, et al. Integrating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supply chai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1, 30(7): 2858-2886.
1.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SCM）：
以 “三重底线”（经济、环境、社会）为核心，强调整合供应链全流程的可持续实践，如绿色采购、低碳物流、社会责任等。现有研究对其定义相对共识，但实践中常偏重于环境维度（如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社会维度仍较模糊。
2.供应链弹性（SCRes）：
指供应链在干扰下的抵抗、恢复和转型能力，包含抗冲击性、恢复速度和利用危机创新的能力。其理论尚不成熟，存在 “能力论”“特征论” 等多视角定义，且与风险管理的边界尚不清晰。
- 三重底线理论（Triple Bottom Line, TBL）
核心观点：企业绩效需从经济（Profit）、环境（Planet）、社会（People）三个维度评估，而非单一经济目标。
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经济维度：成本优化、供应链效率；
环境维度：碳排放 reduction、循环经济实践；
社会维度：劳工权益、社区影响、伦理采购。
与弹性的关联：社会维度中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如信任机制）可增强供应链弹性，而环境维度的可持续实践（如绿色技术）可能因初期成本影响短期弹性。
- 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核心观点：企业需具备整合、重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包括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吸收能力：快速识别可持续与弹性相关的外部知识（如绿色技术、风险预警）；
适应能力：调整供应链结构（如多源采购）以平衡效率与韧性；
创新能力：通过数字化平台（如区块链）提升透明度与应急响应速度。
5.风险 - 弹性连续体理论（Risk-Resilience Continuum）
核心观点：供应链风险与弹性呈动态平衡，传统风险管理侧重 “风险规避”，而弹性管理强调 “干扰后恢复与转型”。
与可持续性的交集：
可持续风险（如气候政策变动）需通过弹性机制（如供应链区域化）应对；
弹性策略（如冗余设计）可能产生环境成本（如资源浪费），需通过可持续实践（如可再生能源使用）抵消。
6.生态效率理论（Eco-Efficiency）
核心观点：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实现经济价值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即 “少投入、多产出、低影响”。
供应链应用：
绿色制造与精益生产结合，降低单位产出的环境成本；
弹性措施（如备用产能）通过共享经济模式提升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浪费。
文献梳理
题目：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appraises, and critiqu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op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While subject to ample qualifications and countervailing views,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suggests that both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markets matter for growth（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 and that reverse causality alone is not driving this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theory and evidence imply that better developed financial systems ease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facing firms（更发达的金融体系可缓解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 which illuminates on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fluences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highlights many areas needing additional research.
研究背景：
经济学家们对金融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存在严重分歧。
l 新古典增长理论、金融被动论
Robert Lucas (1988, p. 6)：传统理论或政策讨论过度强调了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其他更基础的经济驱动力。其研究聚焦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在新古典框架中，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而金融市场被视为一种 “被动” 的工具，其作用是平滑资源配置，而非主动创造增长动力。
Joan Robinson (1952, p. 86)：“where enterprise leads finance follows”是经济学中 “金融被动论” 的核心表述，其表示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实体经济需求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主动驱动力。
l 金融主动论
Merton Miller (1998, p. 14)：“金融市场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过于明显，不值得认真讨论”，米勒与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提出的MM 定理（1958）认为在完美市场假设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影响其价值。其逆命题揭示了现实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当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税收、交易成本等摩擦时，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和市场机制（如定价、并购）会显著影响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进而驱动经济增长。
l 其他（侧重点不同，但反对“金融无关论”）
1. “最后贷款人”理论（Bagehot，1873）：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应充当 “最后贷款人”，即向陷入流动性危机但本质健全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以遏制恐慌蔓延。
2.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Joseph Schumpeter，1912）：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通过破坏旧产业、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技术，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升级。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而非简单中介储蓄）向企业家提供资金，使其能够实施创新。其反驳“金融被动论”，认为金融并非跟随实体需求，而是主动创造购买力，赋予企业家支配资源的权力。
3. 金融压抑、金融深化理论
金融压制不利于货币积累，只有在放松管制之后提高利率水平，才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成长。
Gurley & Shaw（1955）：金融中介（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多样化金融工具促进储蓄与投资转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Ronald McKinnon（1977）：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过度干预金融市场现象，提出“金融压抑”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障碍。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如利率管制、信贷配给、资本管制等）扭曲金融市场价格，导致金融体系无法有效动员储蓄和配置资本，形成 “金融抑制——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其在1973年的理论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干预如何通过金融压抑阻碍经济发展，并提出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渐进式金融深化路径。
4. 金融结构理论（Goldsmith，1969）：提出量化指标（FIR=金融资产总额/国民财富或GDP，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将金融发展视为工具、机构、市场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
总的来说，现在的大部分研究表明：
1. 银行和市场运作良好的国家增长更快。
2. 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缓解了阻碍企业和产业扩张的外部融资限制，这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机制。
主要理论：
（金融发展是指在缓解市场摩擦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影响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配。金融体系五大功能以及金融发展涉及的方面：
（1） 事先提供投资相关的信息并分配资本。
（2） 在提供资金后监督投资和公司治理。
（3） 促进交易、多样化和风险管理。
（4） 调动和汇集储蓄。
（5） 促进商品和服务的交换。
同时，有两点需要提前注意：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本身（如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的数量增加）并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金融发展通过优化资本质量（如支持创新、提升配置效率）而非单纯增加数量，成为连接资本积累与生产率增长的关键机制；金融分配功能在资源配置和降低风险方面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1. 金融五大功能：
1.1. 生产信息和分配资本
金融中介可以降低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从而改善资源配置（Boyd和Prescott，1986）。假设很多企业家都在寻求融资，而资金是稀缺的，那么提供更好的企业信息的金融中介机构就会为更有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并促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分配（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模拟了金融和增长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人能够负担得起加入金融中介机构的费用。金融中介机构还通过确定最佳生产技术、最有可能成功启动新产品和生产流程的企业来提高技术创新率。同时，股票市场也刺激了企业信息的产生。
1.2. 监督公司和实行公司治理
一些理论模型表明，债务合同的出现可能会改善公司治理，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益的影响。在金融中介方面，Diamond（1984）提出了一个金融中介改善公司治理的模型，中介机构调动了许多个人储蓄，并将这些资源借给公司。这种“委托监督”节省了总的监督成本，并消除了搭便车的问题。运作良好的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改善相互竞争的技术生产者之间的信贷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不良的金融中介将导致资本的次优分配。
1.3. 风险规避
传统的金融理论侧重于跨部门的风险分散。金融系统可以减轻与单个项目、公司、行业、地区、国家等相关的风险。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都为交易、汇集和分散风险提供了工具。金融体系可通过分散风险改变资源分配和储蓄率能力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在技术变革方面，King和Levine（1993）表明，跨部门风险分散可以刺激创新活动。除了跨部门风险分散，金融系统可以改善跨期风险分担，其在跨期风险平滑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最后，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可以增加流动性，降低流动性风险，影响经济增长。
1.4. 汇集储蓄
调动许多不同个人的储蓄并投资于风险项目的多样化组合的金融安排有助于将投资重新分配给回报率更高的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1.5. 降低交易和信息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资源分配可促进专业化、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通过金融创新，交易和信息成本降低，促使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正向反馈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2. 银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2.1.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理论依据强调其在信息生产、公司治理和风险分担方面的独特优势。相较于市场主导型体系，银行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私有化信息（Gerschenkron，1962），避免市场因信息快速公开导致的“搭便车”问题（Stiglitz，1985），并通过持续监控企业现金流与管理决策（Boot et al., 1993）缓解代理成本。作为集中债权人或股东，银行能直接介入治理（如要求董事会席位），抵御市场短期主义对创新的干扰（如敌意收购的破坏性效应）（Shleifer和Summers，1988）。在风险层面，银行通过跨期信贷关系平滑经济波动影响（Allen和Gale，1997），并将短期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以降低流动性风险（Diamond和Dybvig，1983）。然而，这一体系也存在局限，过度控制可能抑制企业创新，内部人控制可能扭曲资源配置，且其有效性高度依赖法律与政治制度。
2.2.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通过价格发现机制、风险分散能力和创新激励促进经济增长。相较于银行主导体系，证券市场通过公开交易形成连续的价格信号（Grossman和Stiglitz，1980），引导资本流向高成长性领域（如新兴产业），而流动性市场允许投资者灵活调整头寸（Levine，1991），支持长期高风险项目（如研发创新）。市场通过股价波动和敌意收购威胁（Scharfstein，1988）约束管理层短视行为，同时股票期权等工具可有效绑定管理者与股东利益（Jensen和Murphy，1990）。在风险分散层面，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满足定制化需求（Allen和Gale，2000），且通过二级市场交易降低流动性风险（Bencivenga等，1995）。对银行体系的批判指出，集中式银行易与企业形成利益捆绑，抑制创新并偏向成熟产业（Weinstein和Yafeh，1998），而分散的市场融资更适应结构性经济变革（Rajan和Zingales，2003）。但市场可能加剧短期主义（Bhide，1993），且依赖高透明度法律环境才能有效运作（La Porta等，2000）。
2.3. 对银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批判
银行与市场并非互斥选项，而是通过协同作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Boyd和Smith，1998），例如银行通过关系型融资支持中小企业，而市场为高成长企业提供规模化融资（Demirgüç-Kunt & Maksimovic，2002）。金融功能观（Merton和Bodie，1995）进一步弱化争论，其认为核心在于金融系统能否有效实现风险管理、资本配置等核心功能，而非拘泥于形式。法律体系的质量被证明比结构选择更具根本性影响（La Porta等，2000），例如普通法系国家即便以市场主导为主，其优势本质源于法律对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而非市场本身。政治经济学视角补充指出，金融结构常受既得利益集团操控（Rajan和Zingales，2003），例如银行主导可能服务于政治精英的资本控制需求，而非经济效率最优。实证研究（Beck和Levine，2002）表明，在控制金融发展整体水平后，结构差异对行业增长的边际解释力显著下降，进一步挑战传统二分法的理论价值。这些反驳观点共同呼吁超越结构对立，转向关注制度适配性与功能实现效率的综合分析框架。
2.4. 金融、收入分配与贫困
金融系统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帮助贫困群体获取教育或创业资源，打破贫困代际传递（Galor和Zeira，1993），但初期可能因服务精英阶层而扩大不平等（Haber，2004），形成“倒U型”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金融发展整体上降低贫困率（Beck等，2004），但效应受制于制度环境。法律对少数股东的保护不足可能使金融资源被权贵垄断，普惠金融政策需配合透明监管才能有效触达底层（Morduch，1999）。动态视角下，金融深化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增长创造就业（Beck等，2005），但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可能因数字鸿沟排斥边缘群体。研究同时警示，金融自由化若缺乏社会保障可能加剧脆弱性，凸显金融包容性需与公平政策协同。
主要实证结果：
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早期跨国研究）
Goldsmith（1969）通过分析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首次系统检验金融中介规模（金融资产/GDP）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发现二者呈正相关但未明确因果方向，但其局限在于样本量小、未控制教育政策等其他增长因素以及仅关注银行体系导致金融指标单一性。后续King和Levine（1993）扩展至77国1960-1989年数据，引入私人信贷/GDP、银行信贷占比多个金融指标，发现金融深度显著预测长期增长、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升。但其金融指标未能直接衡量理论强调的信息生产、风险管理等功能，且忽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此外，跨国回归未有效分离金融发展的独立影响，例如企业间贸易信贷等替代融资渠道（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2001）可能削弱结论的普适性。这些局限性推动后续研究转向面板数据、行业与企业层面分析，以更精确识别因果关系。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时间序列与案例研究法）
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因果效应（Beck等，2000），但高通胀可能削弱其作用（Rousseau和Wachtel，2002）。Arestis和Demetriades（1997）发现金融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存在国家的异质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金融压抑呈现弱关联。案例研究通过历史与微观视角补充证据，美国州际银行放松管制（Jayaratne和Strahan，1996）通过提升贷款质量而非数量促进增长，意大利的数据（Guiso等，2002）表明本地金融发展显著影响企业创业与竞争；日本明治时期（Rousseau，1999）与早期美国（Wright，2002）的案例揭示金融创新对工业化有显著影响。然而，面板数据仍可能遗漏变量，时间序列会受限于数据长度，案例研究存在推广性不足的问题。这些方法共同推动研究从相关性向因果机制深化，但还需结合行业与企业层面分析以更精准识别金融功能的影响路径。
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行业与企业层面）
Rajan和Zingales（1998）基于跨国行业数据，发现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依赖外部融资行业的增长，并表明金融发展通过现有机构的扩张和新机构的形成来影响工业增长。Demirgüç-Kunt和Maksimovic（1998）构建企业财务模型，测算超额增长率（实际增速与仅依赖内源融资的理论增速之差），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与股票流动性提升企业超额增长，但对金融结构（银行/市场主导）无显著影响。Beck等（2004）发现金融发展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因为小企业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Wurgler（2000）发现金融发达经济体更有效引导资本进出增长和衰退的行业。Carlin和Mayer（2003）发现高技能密集型产业在会计透明度高、银行分散的国家增长更快，说明了市场对技术创新的适配性。这些研究表明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与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但其效应受法律质量与行业特征影响，而银行与市场的结构差异并非主要影响因素。
4. 银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金融公司、共同基金等）股票市场在发达国家规模更大，更活跃，效率更高，并且金融体系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增长。此外，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变得更加活跃和有效。Demirgüss-Kun和Levine（2001）、Ergungor（2004）还表明，法律的制度和机构运作较好的国家更倾向于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Ergungor（2004）发现法律的制度和机构运作较好的国家更多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进一步，在跨国背景下，没有证据证明基于银行或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在控制了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之后，金融体系结构不影响金融发展的跨国差异（Levine，2002）。Tadesse（2002）发现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优于基于银行的金融体系，但在金融发展不发达的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更好。在行业层面，金融体系结构对行业扩张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方面，企业外部融资并不容易，企业在市场主导型或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增长都不迅速。这些结果可能意味着，不存在一种最佳的制度结构，可以为经济提供促进增长的金融功能（Merton和Bodie，2004）。目前研究的指标选取可能无法准确衡量国家的金融结构，因此这些结论（金融结构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被谨慎看待（Demirgüss-Kunt和Levine，2001）。在金融结构层面，信息披露（以会计制度的有效性为衡量标准）、银行体系的分散（以银行集中度低为衡量标准）以及股权融资和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arlin和Mayer，2003）。集中化银行往往与更成熟、风险更低的公司连接在一起。虽然金融结构与总体经济增长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提高了我们对金融结构与不同经济体的关系的理解。
5. 金融、收入分配与贫困
在跨国研究中，Beck、Demirgüč-Kunt和Levine（2004）发现金融对穷人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结论：
1. 文章综合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出金融体系的运作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
2. 理论表明，金融系统通过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从而改善企业、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源调动和金融交易等方面信息获取能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金融发展的经验性度量往往不能直接度量金融功能的作用，仍需改进跨国金融发展指标。需要对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更多研究，更全面地理解是什么决定了金融发展。
3. 一些研究考察了法律的体系、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金融。LLSV（1997，1998）表明，保护外部投资者权利的法律和执行机制往往有助于促进金融发展。Beck、Demirgüss-Kunt和Levine（2003，2005）表明，法律的制度适应性至关重要。经济的金融需求在不断变化，因此较灵活的法律制度比较僵化的制度更能促进金融发展。Barth、Caprio和Levine（2001，2001，2004和2005年）和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2005）表明，强制准确信息披露和促进私营部门监管，但不赋予监管机构过度权力的条例和监管权力，提高了银行业和股票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会影响对金融中介人的征税和金融服务提供（Bencivenga和Smith，1999；Huybens和Smith，1999；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和1995）。Boyd、Levine和Smith（2001）表明，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有较大的非线性影响。